由于《律师法》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、与其他法律存在一定冲突以及一些地方侦查、司法机关权力缺乏监督的现状，司法实践中“潜规则”盛行。这些“潜规则”完全可能在实践中取代法律规定，从而妨碍《律师法》保障人权的作用顺利实现。

   举例说，《律师法》规定：“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，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，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。”这是对律师“会见权”的重要保障。然而，《刑事诉讼法》同时也规定：“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，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。”但是，对于什么是“国家秘密”呢？“国家秘密”由谁来判断，律师对“国家秘密”持有异议可否进行申诉和复议？这些目前都没有明确的规定，那么侦查机关会不会无限扩大“国家秘密”的外延，形成某种“潜规则”，从而达到限制律师“会见权”的目的呢？

   《律师法》修正前，《刑事诉讼法》就规定：“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，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、代理申诉控告。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，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，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。”这表明，对于没有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，即使《律师法》没有修正，律师同样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律师要会见犯罪嫌疑人往往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，已经成为一个“潜规则”。那么，《律师法》修正后，侦查机关会不会以其他形式来限制律师的“会见权”或者搞暗中“监听”，形成新的“潜规则”呢？

   司法实践中存在的“潜规则”，主要与这几个因素有关：一是制度本身并完善。比如法律之间存在冲突，法律没有实施细则，可操作性不强，结果就造成观点或者利益冲突的人自说自话，律师作这样的理解，而侦查、司法机关作那样的理解，最终，由有权力的人说了算；二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。公权力首先是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的，如果没有相应的制约与监督机制，仅仅依靠法律条文，并不能自动生效，古人就说得好：“徒法不足以自行。”当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，在发生利益冲突时，自然会发生公权力违反法律来行事的现象。